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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家道一落千丈，父亲这边只有一个大伯，本就不太亲近，渐渐更是不再来往。而我妈是外地人，在这是举目无亲。

    在我和我妈日子最艰难的时候，反倒是爸爸以前的同僚于伯伯帮了很多忙。很多次于伯伯到我们家送东西或单纯的探望都会带上于泽深。

    他那时就有了高大英俊的雏形，加之大家族养出来的贵气，初次见面时还害我小小自卑了好一阵。在他眼里我可能就是个调皮捣蛋的小屁孩，他不怎么和我玩，只是矜持的坐在那，像俊美的雕像。

    漂亮的事物谁都会喜欢，那时我应该挺喜欢他的，经常主动去问他很多我自认为深奥的问题，换来的是他惊愕的眼神和唇角的一抹笑意。

    我还傻傻的和他一起笑。

    两年后一场浩大的政治动荡中，于伯伯失了势，被下放到市郊区的一个农场工作。一起住在农场大院里的，同为失势的还有陆家和程家。其他的几家都是农场土生土长的本地工作人员。

    他们不是因为犯了什么致命的错误，而是在那场动荡里站错了队。可能顾念到他们家族那庞大根基还未彻底动摇，农场的那些原本的工作人员对待他们还不是特别恶劣，甚至称的上客气。

    这几大家的长辈们都是经过吃苦耐劳上位的，农场艰苦单调的生活对他们而言只是回顾以前的生活。

    可是对于那些养尊处优中长大的后辈们来说，环境的朴素还是其次，身份的转变导致心理的落差让这种生活实实在在是种折磨。

    我妈是个记恩的人，得知于伯伯家的遭遇之后特意带着我来到农场探望。于伯伯人清瘦了，精神也不怎么好，可是于泽深明显瘦了一大圈。那时他十八岁